一个日本人为中国办了8年影展
2016-09-06     稿件来源:

环球时报专访东京中国独立电影节主席中山大树

    东京有一个特别的影展,从2008年起专门放映一般商业院线很少引进的、来自中国的独立电影。很多中国导演的作品都是通过它被日本观众所了解的,比如张赞波的《恋曲》、徐童的《算命》、赵大勇的《废城》等。更特别的是,影展所有的工作都由日本策展人中山大树一个人完成。在这个为商业利益所驱动的时代,中山称得上独立电影界的拓荒者,而他的动力就是“让日本观众看到‘我在中国看到的中国”。东京中国独立电影节至今已举办5届。日前,再次来华筹备选片的中山接受了《环球时报》专访。
    环球时报:您为什么要花掉自己的积蓄,8年来坚持推介中国的独立电影?
    中山大树:我一直想做跟日中交流有关的工作。早年我到中国留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服装公司工作。那个年代,日本人在中国没有很多工作机会可以选择。2005年,我第一次观看到中国的独立电影,觉得很有意思。中国的独立电影很少有机会在日本放映,因为赚不到钱。既然别人不放,我就决定自己放喽。
    与其说我是为了电影而举办电影节,倒不如说我是通过电影来实现介绍中国的目的。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我挺满足。
    大多数日本观众不会因为政治的原因抵触中国电影,更多的人想要了解关于中国的事情。起初我没什么资金来源,拉赞助也很难,只能自己承担所有工作。现在合作者多起来,观众也多了,票房已经能够做到收支平衡。
    环球时报:您把中国独立电影推介给日本观众,他们反应如何?
    中山大树:来电影节的观众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什么样的电影都看的资深影迷,另一种是对中国特别感兴趣的人。比如在做中国导演和日本观众的互动时,很多人在我翻译导演的话之前就已经笑了,就是说他们听得懂。这部分对中国感兴趣的观众大约占1/3。
    另外有一部分专业观众可能不太了解中国,但对他们来说,故事不是那么重要,电影语言的运用更重要。我会尽量挑选容易理解的中国电影,就是希望日本人能了解更多层面的中国,同时也能纯粹分享到好的电影。跟欧美电影比起来,喜欢中国电影的日本人还是比较多的。中国每年引进到日本的影片,也比在其他国家上映的多。去年就有十多部,其中大部分是商业片。
    环球时报:日本独立电影的处境是否比中国好一些?
    中山大树:日本独立电影的处境和中国不一样,它的历史比较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现在日本很多有名的导演都是从做独立电影起步的,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日本有很多放独立电影的艺术影院,票房收入比中国多不少。两国观众群也不一样。中国爱看独立电影的都是年轻人,在日本主要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有各种娱乐可以选择,更倾向于宅在家里当网虫。很多日本电影人因此都比较悲观。
    独立电影往往在欧洲电影节上获得掌声,在本土却无声无息。日本的独立电影为什么制作费用低,因为一定要回收成本。如果一部独立电影的观众上万,就算比较好的了。不过日中两国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国外评价较高的日本影片,都不是年轻导演的作品,而是以快50岁的那一代导演为主体,比如河濑直美。中国的获奖导演相对更年轻一些。
环球时报:但很多中国观众认为,独立电影很闷,不好看。在您看来,思想性和观赏性是很难共存的吗?
    中山大树:独立电影的确很难大众化,它是属于导演个人的表达。同时,独立电影也有很多种,像前不久中国上映的《路边野餐》,就是充满诗意的作品。另外也有比较容易看懂的或者追求画面美学的,每一种都不太一样。
    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特别。一方面票房非常高,国际上只有中国是这样。另一方面,只有主流商业电影卖得好,其他电影类型不理想。这种对商业电影的疯狂确实有点不健康。其实,很多票房大卖的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评价不高。国外好的电影,中国也没有引进。这跟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有一定关系吧。大家都追求能赚钱的影片。日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观众不太喜欢看只有大制作而没有意思的电影。日本影院更多元化,有放纪录片的、老电影的。当然,日本也有过类似你们现在这样的阶段,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90年代之后,日本小的艺术影院开始起来了。
    环球时报:《百鸟朝凤》这部中国艺术电影上映的时候,制片人为求排片甚至下跪。您怎么看这种做法? 
    中山大树:《百鸟朝凤》是一部大师级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它属于商业电影,是比较文艺的那种。它的制作、宣传、发行都是商业电影的套路。宣传有很多种方式。制片人为求排片下跪的事,我觉得是一种宣传方式。

 

友情链接:

[加入收藏][设为首页][网站导航][联系我们]
主办单位:长春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技术支持:长春市信息中心
任何人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变相复制本网站全部或部分信息
建议使用IE5.0以上,分辨率1024*768浏览本网站
吉ICP备06000884号